“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中国是从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的。

　　当时国务院的消息一公布，有人惊呼：“中国将告别一个历史。”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北京市民方先生说：“五天工作制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的人来说，可谓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们提倡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建设新中国，有干不完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似乎都是很正常的，单位的很多党员连加班费都不要，习惯了一周工作六天的我们，根本没有奢望过五天工作制。”

　　据了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关于劳动时间没有法律规定。仅在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提过，将工作时间限定为8至10个小时。由此，约定俗成延续下来。

　　在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时候，有人感慨，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劳动时间规定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夏天可以提前两小时下班；气温超过38摄氏度便放假；每个月可以请三天病事假，工资照拿；一年除去七天节假日以外，还可有十几天带薪休假；女职工的产假一个单位一个规定；连续歇假半年之内，只扣奖金而工资照发；随意让工人加班而不算违法……

　　有人甚至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按照工时每人年均应工作2448小时，而真正在岗位的实际工作只有1800小时左右。依此折算，实际上1人一年只上班225天，有140天是在家待着。

　　据当时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调查，职工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1人一年只干了153天的活。

　　同时，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

　　100人“小试牛刀”

　　其实根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88年起，有关部门就开始提议并酝酿工作制度的改革。

　　1988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两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前，等待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周六整个中心只有两人上班，这可是全国没有的事。当时，受国家科委委托开展的《五天工作制可行性研究》刚刚完成，中心主任胡平决定先在100人的研究中心“小试牛刀”，再向上级报告。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胡平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国外出差，他发现联合国每周工作四天半，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很多国家也都实行每周五天甚至四天半的工作制度，工时大都不超过8小时；与短工时相应的是高效率和低能耗及旅游、教育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这让他印象很深。

　　回国后，胡平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汇报：“我们国家也实行五天工作制多好。”宋健予以肯定，表示研究中心可以进行研究，看我国当时是否有条件实行五天工作制。但也有人觉得胡平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说：“七天都干不完，你还五天？”

　　胡平理解反对意见的由来。当时，我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加班加点十分普遍，生产力水平不高，似乎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来弥补效率的不足。但工作时间并未有效利用：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曾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德国专家格里西说，德国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36小时，中国每周工作48小时，表面上看多了12小时，可实际的劳动时间与德国工人几乎一样。

　　看来我国有缩短工时的基础。研究中心在1986年开始着手研究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项目分为21个子课题，研究的内容包括发达国家短工时的效率、能效比带来的冲击和已有的经验；我国工作时间的利用程度；人们对缩短工时的心理接受度；学校、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该如何应对；地区、企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第三产业市场承接力等。

　　据调查，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作时间只占制度工时的40％-60％。80％以上的人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之间选择了后者。

　　1987年底，课题组完成了总体报告和21个分项报告，得出了“我国具有缩短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的结论，建议国家立即制定有关方案逐步推行，力争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行五天工作制。

　　胡平决定让研究成果来个“软着陆”，不做任何宣传，先在自己单位试一试，周六两人值班，其余研究室有马上能联系上的人。这样，小范围的五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

　　宋健对此专门批示：我们应该开展这项研究。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就是应该做超前性的工作，为决策部门做准备，把水烧开，用时才能提来。不要怕今天没人喝。

　　1990年底，现任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的孔德涌任研究中心主任，五天工作日制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并开始向国家建议。

　　1994年3月，我国试行了“隔一周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同年7月，我国《劳动法》正式出台，在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的相关制度中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双休日的“财富画像”

　　闲暇时间增多之后，老百姓开始在休闲消费方面“释放能量”。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国人用于外出吃饭、个人修饰的时间，双休日比工作日平均增加了15分钟左右。现实的佐证是：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都市里黑泥养生、SPA水疗、高级美发美容场所总是宾客云集；品牌服装和化妆品周末经常掀起销售小高潮；甚至很多饭店的赠券，也规定只能在双休日中使用。

　　此外，双休日更明显带动了旅游：经过六次提速后的列车夕发朝至，新航线层出不穷，星期五晚上去、星期一早上回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出游模式。在双休日基础上调休形成的黄金周，出游总人次数以亿计。

　　一位旅游专家指出：“研究表明，每减少4小时工作时间，人们就会把其中3小时作为外出购物、旅游的时间，1小时作为家庭休息时间，双休日的出现确实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尽管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部门对双休日带来的巨大效益和潜在效益进行精确的分析评估，但综合多种相关调查、多种统计数据和多位专家学者的描述，我们可以给双休日进行“财富画像”：

　　2006年，来自全国假日办的统计表明，“黄金周”累计旅游收入已达到5600多亿元，因为每个黄金周中都有4天是调休的双休日，其成绩六成应该算到双休日名下，就是3360多亿元；黄金周期间日均“进账”42亿元，而从节日商品零售与日常商品零售的比值推算，平时“双休日”日均进账水平即使按照“黄金周”二十分之一计算，每天也能够产生2亿元的收入。

　　而世界旅游组织公认的旅游业拉动相关产业测算如下：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会给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带来4.3元增值效益，由此推算，“双休日”的综合经济效益已超过2万亿元。也就是说，“双休日”撬动了超过2万亿元的大市场，11年来“双休日”每年带来财富增值约2000亿元的说法并不为过。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认为，“双休日”恰似行政命令和市场手段的“组合拳”，通过给予充足的休息时间，刺激中国老百姓经济思维从简单的“积累型”向“积累-消费”型转变，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对更多精明的商家来说：“相比黄金周的集中喷发，双休日的消费更加潜移默化，更加细水长流，更应妥善对待。”

　　（摘自《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